CFIC导读：
9月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这次会议没有大胆的前瞻与研判，更多的是审视和反思。
◎智谷趋势（ID：zgtrend）
旺角*局长、青岩
这也许是中国最被高层重视的民间会议。
9月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
50人论坛年由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发起成立，是一个非官方、公益性的学术组织。成立至今，国内外权威机构相信它对中国经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副总理、财*部长、央行行长……，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者齐聚一堂。
他们开会的方式很特别。
不论多大的官，主宾席提前帮你摆上名签已经是特殊待遇。本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百忙之中赶来，没有致辞、没有讲话，听了两个发言，就悄悄离去。他可是论坛的发起人哦。
会上的讲话方式是这样的——
“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策”，“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由于讨论的问题常常是中国发展的根目录问题，所以火星直冒便成了常态。批评*策或者不同意谁的观点，都是点着名直来直去，很少遮遮掩掩的。
此次会上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人评论说，这个会议真敢讲话。
其实，这次会议没有大胆的前瞻与研判，更多的是审视和反思。发言主要围绕过去几十年深刻塑造中国经济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在国家当中，*府与市场如何共处？
在市场当中，私企与国企如何共处？
在私企当中，寡头与小微如何共处？
这些问题谈了几十年，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落定。难怪，这些发言这么容易产生共鸣。下面我们就来做一番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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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行*变三级，*府管住自己的手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过去40年里，中国似乎总会周期性上演同一幕场景。
经济冷了，加点油；经济发热了，踩一脚。每次这种历史性的交替，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和震荡。
比如93年海南房地产的崩盘，比如今年去杠杆下的股债汇三杀。中国的经济在循环反复中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实现波浪式的前进。
这也是吴敬琏所说的“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出现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
之所以会进入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因为*府与市场的边界比较模糊，行*之手干预起来不讲客观规律。最典型的比如这两三年的环保风暴，风来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一刀切，不达标就直接关停，常常连个过度、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凯恩斯主义早已渗透进中国的骨子里。每逢历史的关键节点，*府更习惯于大手大脚的包揽，牢牢把控住财*、货币大命脉的开关。而民众也有一种巨婴心态，股市下跌了，希望国家队出手救市，理财产品爆雷了，希望银行机构能刚兑，银行倒闭了，希望*府能够兜底……这种心态无形中也阻碍了有形之手的后退。
在以前，有形之手力量强一些也不妨，毕竟中国是在快速前进，总量不断扩大。但是这两年，中国经济已经换挡迈入新常态，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慢慢从“增量”分配转向“存量”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有形之手如果进一步膨胀，很可能会造成资源的集中、垄断和分化。唯有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才能推动今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这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了！
为此杨伟民提出了几个建议：
减*。横向上正在落实大部门的改革，纵向上应该减少行*层级，从五级行*改为三级行*，变成中央—省—市（县）。
减权。在三级行*的架构下，县区*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
减税。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
行*层级过长，历来是官学两届很受
第一点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出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呢，这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界定，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年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现在看起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最后一点，我建议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我已经说过一次了，项改革措施，我们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厘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２、十三届全国*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组成员楼继伟
楼继伟：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问题仍就不断的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我想先说一下概念，经济发展通常要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革一说。
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策加以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产生“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现象，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策进行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撒切尔改革”等，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了。“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被叫“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说“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按说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企业如果不符合，就要给这些企业时间去改，（现在则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还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
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年，据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府时期制定的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依法办事，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领导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我们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他们一方面会带来社会安定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３、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
白重恩：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基础”，今天我们的会议既是纪念50人论坛20周年，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改革开放中市场制度的一些思考。
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市场制度环境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世界银行每年会发布一个报告，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排序，有十个方面的小排序，还有一个综合排名。
可以看到某些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在排序上甚至会出现退步，当然排序是相对的，但如果我们停滞不前，而其他国家取得了进步，我们在排序上就会退步。总体来说，尽管综合排名有了改善，但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下面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这样一个答案，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困难列出名次的，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有困难，但是有一些企业在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使得他们能够克服制度障碍。我们把这称之为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自身发展可能造成的障碍。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就不需要特惠了。但要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盈利。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当然，说到不公平，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如果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普惠对象。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这就要看特惠模式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的问题，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了，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
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也会出现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
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府继续有效的识别高效特惠对象就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不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地方*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府无能能力。
这种情况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就要从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制度模式之下，地方*府很难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我们减弱了地方*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来讲的，因为简*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准入障碍，这些在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因此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纳税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是越来越重的。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
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在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时期，特惠制度还有它的作用，但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
谢谢！
４、林毅夫：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许多贡献，经济学家还要继续为“两个百年”的目标发挥作用。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美元，成为了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是靠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中央、国务院的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贡献的。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营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距离两个百年目标，达到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渐进双轨方式，*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但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跟我们同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次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因为现在体制不完善导致了那些问题，并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了一点，不得不倒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非常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领导在年5月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
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 ，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到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与合作的格局，从钱上面来讲，发达国家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也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总的来讲，在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的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
谢谢。
５、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杨伟民：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
在杨伟民看来，相对于所有权来说，现代经济当中的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治正确、*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础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放权到减*、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简*放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推进减*、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就是要减少*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各级行*单位也应该减少行*层级，“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策落实不到位，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事业单位，省，级别是市县级的*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府的*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的架构下，县区*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以及房价等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府、各级财*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享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组成员王一鸣
王一鸣：中国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这种改革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时，*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就又会强化，就出现了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府需要让渡权力，将*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往往会遇到阻力。我主动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是一个难点。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以前经常自认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的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刚才楼部长讲到供给侧改革，核心也是这一块，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后对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们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是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现在带来的问题也是凸显的。
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也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的P2P？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的，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的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个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
第三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７、著名经济学家盛洪出席并发言
盛洪指出，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第二，在市场化的初期，*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年土地财*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的税改，盛洪称这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一方面，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盛洪甚至直言，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他还指出，经济学家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经济学家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现在还有一个作用，”他指出，当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时，经济学家要出来提出警示。
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
胡鞍钢曾在非洲做过调研并撰写报告，认为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发展的时代”。
“这次中非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案例”，他称，“最近在给非洲的一些部长做培训时，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感兴趣”。
此外，胡鞍钢认为，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
１０、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
晓灵：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本文来源：金信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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