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葭，西安人，原知名媒体人，曾出任曾出任腾讯《大家》主编等职，著有《新中国漂流记》等书。
我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陕西人。
几年前十月长假的某个夜晚，陕西当地党政部门的一位朋友，晚饭后强烈建议我去雁塔看看，说是最近几年规划和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从博物馆走到雁塔南广场，我的眼睛要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瞎了。
彼时正逢节日，灯光的主题自然是中国红，霓虹灯和镭射灯交相辉映，我眨巴了好几次眼睛试图适应这些炫目的红色灯光。朋友兴高采烈地转头问我：怎么样？还不错吧？这里就是“大唐不夜城”！
如果我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应该顺杆儿爬着说啊呀太漂亮了太美了快帮我拍个照什么的。但我当时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非常冷静地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大唐是有宵禁的。”
气氛很尴尬，剩下的行程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我们近乎沉默地依次走过贞观广场、开元广场，与各式各样以盛唐事物命名的商场和建筑物擦肩而过，最后各自散去。
我小时候常去的雁塔景区，仅大雁塔与慈恩寺而已。登塔后向西北方向可以俯瞰西安全城。如今雁塔景区扩大了十倍不止，加上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雁塔景区从“雁塔”主题升级为“大唐”主题，相比八十年代的景区，扩大了百倍不止。
大唐嘛，什么都要大。在这里，高低大小，已经不是一种度量标准，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价值观念，似乎不大，就不能称为“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大唐盛世”。
我曾在大唐芙蓉园里看到一幅在地面以黄铜浇铸的“大唐疆域图”，很不以为然，我跟陪同的当地朋友说，唐代盛时，安西都护府的辖区最远到疏勒以西，绝不会超过安集延，你们这地图，都快划到德黑兰了好吗？
唐高宗龙朔年间疆域图
其实，我挺讨厌这类行为的。我最怕陕西人跟我说四个字：周秦汉唐。在他们的语气中，似乎那就是陕西的全部。这让我往往会想起鲁迅写的：祖上先前也阔过。历史的过于厚重，几乎让人无法自拔且乐于沉溺其中。
我总觉得，我对陕西潜在的排斥和不大认同，就是觉得自己必须从这种厚重及沉溺之中先走出来，先脱离这种历史包袱。这是一种不怎么让人舒服的厚重，像夏天戴在头顶的毛呢礼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尴尬和无所适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陕西人可能都知道这句话正是他们眼里的大唐明君李世民所说的。然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并不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未曾依据历史演绎出的法则行事。”
李世民是一个非常迷恋和重视历史的人。《隋书》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史学传统：首先是为前朝立正史的传统，其次是《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确立了后世的文献目录标准。这都是在李世民的干预下完成的。但后人真正了解李世民的苦心孤诣么？
遗憾的是，犹如叶公好龙一般，沉溺于周秦汉唐的帝国幻象之中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又或许知晓一二，但并不愿意面对。他们只需要“强汉”、“盛唐”这样的历史符号或者历史象征，像一顶高高的礼帽套在自己头上，并以此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就如同长期服用的精神安慰剂。而我以为，早就该断药了。
跳脱出来回望盛唐，回望中古时代的陕西，对陕西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有必要真正地解开这些历史包袱，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认识长安、关中乃至整个陕西的历史，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之中，如何认识盛唐时代与陕西，也是不可小觑的大课题。
要言之，陕西人一方面特别在意历史，一方面又特别不在意历史。“在意历史”是说，常常以周秦汉唐为荣，言必称大唐盛世。不在意历史是指，对唐以后的时代避而不谈视而不见。以长安的衰落为界限，陕西人很难真正接受长安衰落之后的时代，甚至有种唯恐避之不及的惶恐。
最近读了四册与陕西历史相关的著作。一是秦晖先生的《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一册是森安孝夫先生的《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一册是气贺泽保规先生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一是蒲立本先生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与我的经历和阅读相印证，又有了很多不成熟的且未经详细论证的想法，略述于下。
大唐的世界与世界的大唐
毫无疑问，大唐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所谓帝国，有一条评价标准：对全球性事务和地区秩序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大唐无疑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周秦两代确立了华夏的范围，汉代确立了华夏与内亚诸民族的联系和相处模式，那么，大唐则明显地确立了对东亚秩序的控制。
我们不能单纯把这样一个朝代视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一定要在世界历史、内亚历史、东亚历史的视角之下审视大唐，才能准确认知到那个时代的特质，以及给当今带来什么启发。
四年前，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站在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的遗址上，望着李世民的巨大石像发呆。那具石像背靠九嵕山，坐南向北。昭陵地宫位于九嵕山山体之内，但昭陵六骏以及十四国君长石像，以及昭陵祭坛，均在九嵕山北坡，后世兴建的昭陵牌坊及游览入口亦在九嵕山北坡。
为什么要朝北？
我抱着这个巨大的疑问，爬上了祭坛遗址，然后回头向北看去，就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要朝北。这与大唐帝国的两面性有关。森安孝夫先生认为，与隋帝国类似，唐王室是来自北方的汉化的鲜卑系人，他称之为“拓跋集团”，陈寅恪先生则称之为“关陇集团”。大唐皇帝向南，则是农耕世界的皇帝，大唐皇帝向北，则是游牧世界的可汗。
这样的两面性是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的重要特质。后来的辽、金、元、清几个王朝均是如此。
大家看《天龙八部》，知道辽国当年分为南院大王和北院大王，其实就是北院统治游牧世界，南院统治农耕世界。宋代以前的两都制均是东西两京（下文要谈到长安与洛阳之关系），而辽以后的两都制均是南北两京（或三都）。
对北方诸民族而言，李世民是他们的“腾格里汗（TengriKhan，汉译天可汗）”。腾格里信仰是中亚游牧民族的一神教信仰，至今在吉尔吉斯斯坦仍有所谓的腾格里军（TengirOrdo）。Tengri这是一个突厥词汇，在汉代汉文典籍中，称为“撑犁”（人家是骑马的叫“撑犁”，很像同时叫匈奴为“猃狁”或者“犬戎”）。匈奴语中，称为kelien，亦音译“祁连”。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天山”即祁连山也。
后世直至大清帝国，腾格里信仰都是北方民族的最重要的信仰（蒙古的藏传佛教信仰及满洲的文殊信仰与之并不冲突）。而王朝的两面性，一直到后世的满洲诸帝都是如此。比如乾隆，他在紫禁城，就是大清乾隆皇帝，而在避暑山庄，他就是“腾格里特古格奇汗”。从李世民到乾隆，北方诸族的腾格里信仰是一脉相承的。
我以为汉译“天可汗”掩饰了很多信息。从“腾格里汗”入手，我们知道太原李氏与北方诸族的紧密关系。森安孝夫先生很笃定地认为唐朝的两面性与后世类似。但我以为，太原李氏毕竟还是汉化程度较高，唯一的差别是，后世的征服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在长城之外有他们的家乡，比如元在肯特山、清在长白山，但李唐并不是如此。
两面性只是一个方面。与李氏一起进入关中的关陇集团中的大族，如宇文氏、长孙氏均是北魏时期的鲜卑豪族，有百年不坠之基，即令贵为皇族的李氏，亦不能在当时挑战其地位。此外，自汉末魏晋以来形成的汉族门阀士族，即所谓“山东豪族”，亦足以与李氏对抗。《贞观氏族志》中，列博陵崔氏为天下门第之首，李世民因此特别不开心。
所以李唐在立国之初，皇族李氏是一个掌握权力然而并不强势的群体。这种特质决定了李唐政权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是指政权的开放性，即分享权力给不同权力和民族集团，也意味着社会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李唐之所以立国三百年不坠，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宇文氏、长孙氏自不必说，官僚及武将系统里的胡人、蕃将不计其数。比如卢纶《塞下曲》中，“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这位将军即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粟特人，仆固怀恩是突厥人，李光弼是契丹人。至于大家熟知的阿倍仲麻吕作为日本人，居然官至御史中丞（相当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封光禄大夫（相当于享受正部级干部待遇），这种权力的开放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社会生活也是如此，由于与西域诸国、北方诸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关系，大量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居住于长安。大唐帝国是当时东方唯一的大帝国，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长安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根据历史人口统计，公元年时，长安人口已达百万，而同年，巴黎仅有2.5万人。
整体上从初唐到盛唐时代，社会和文化氛围极为宽松。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时代，就要去体会那个时代的生活特质和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比如李白诗中多次提到的“胡姬”，即来自粟特的商家女子，基本都是在长安、洛阳、金陵等大城市开酒吧。李白的《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
笑入胡姬酒肆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帮青年富二代，宝马香车，踏春游玩之后，去老外的高级馆子吃饭喝酒扯闲淡，就是这么回事。韦应物的《酒肆行》：“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这就是唐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可惜的是，长安的确有宵禁，有些坊可能执行的不太严格，日落之后大概率还是可以买到肉夹馍。
我们今日的胡萝卜、胡椒等物，是来自唐代的西域物种。那时的胡姬、胡服、胡乐、胡食、胡旋舞，均是长安等大型都市里再日常不过的事物。在这些都市里，唐朝人和外国人的交往相当频繁，其间的信息交流、感情沟通等等，结成超越种族与国别的友谊，自然不言而喻。
根据学者的统计，开天之间，长安城中（长安及万年两县）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至少有三万之多。即占总体人口的3%。如今中国除了香港之外，哪个城市的长期居住人口中外国人可以占到3%呢？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正处于律令制、科举制与贵族制的升降转换之中，整个社会风气既重视教养，又重视学识，尤其是诗赋成为进士科的必考，使得有唐一代之诗，成为傲视古今的一代之文学，至今仍为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基因，这是众所周知之事，自不必赘言。
此外，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是一个非常重视以及张扬女性权利的时代。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就出现在唐初。虽然正史把那段时期污之为“武韦之乱”，但何尝不是中古时代中国女人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呢（因与本文主题较远，故留待他日专文讨论）？
故而，维持政治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多元、权利上的相对平等，是盛世的必须条件。如果政治上形格势禁，文化上万马齐喑，还有人告诉你这叫盛世的话，那他一定是个骗子。
如何在中国地图上认识陕西？
陕西在中国地图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小时候家里有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我记得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陕西不是在地图的中心吗，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西北呢？我已经忘记当时父亲怎么回答的，如果被我忘掉，那肯定不是什么动人心魄的答案。
我配眼镜去的是“西北眼镜行”，家里的哥哥们不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就是在西北大学，“西北”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字眼。后来在我的阅读历程中，我逐渐理解了这个小时候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如果中国是一个大帝国，陕西当然是居中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帝国，陕西就会成为西北边境。
台湾的石之瑜教授很早就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可以分为“外围中国”和“核心中国”两部分。外围中国即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而核心中国即是长城以内、六盘山到金沙江这一线以东的中原地带。在国力强盛时，外围中国是核心中国的战略纵深，在国力衰弱时，核心中国就会暴露在西北的威胁之下。
职是之故，陕西时而是帝国中心，时而是帝国边陲。如果能理解这点，那就算掌握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巨大奥秘——陕西才是进入中国的钥匙。在盛唐气象凋零之后，陕西在其后的年中，一直处于战乱频仍之中。秦晖老师用了“王气黯然”四字来形容。众所周知，这四个字是形容金陵的。然而，在我以为，金陵的王气，是那个“核心中国”的王气，而长安的王气，则是东亚大帝国的王气。
从地图上看，被称为“三秦”的陕西，由三部分构成，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构成陕北的基本样貌。路遥和杜鹏程笔下的陕西，是很多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同学听说我是陕西来的，问我家里卖了多少只羊？我哭笑不得地说，是啊，我可舍不得那些羊了。延安以北的榆林地区，在生态和生活方式上更接近河套的北方游牧民族。
关中，顾名思义，即“诸关之中”。这个不必多解释，关中最明显的特征即是集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之大成，自汉代开始即称为“天府之国”。秦汉以后至隋唐，关中是农业中国的代表地区。关中北依陕北高原，西据六盘山脉，东临崤函，南控秦岭，占尽地利之便。贾谊《过秦论》即说，崤函之固，雍州之地。若说哪个地区最能代表古代中国的农业状态，无疑是关中。
作为中国大分水岭的秦岭，划分了今日陕西境内的两大水系。陕南的汉中、安康两地，是群山环绕之中的盆地，汉江横亘其中，在语言和习俗上更接近川渝，溯汉江而下，可达九省通衢的汉口，与长江相通。大家还记得周芷若跟张无忌的表白吗？“汉水舟中喂饭之德，永不敢忘。”汉水是秦巴地区通往荆楚和江南的主要通道。主要此处物产也类似南方，汉中也有小江南之称。
以秦岭为限，岭南吃米，岭北吃面。许倬云先生说，中国北方是“羊+面”的饮食特征，中国南方是“猪+米”的饮食特征，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凉皮这种小吃，关中以面来做，称为“岐山面皮”，陕南以米来做，称为“汉中米皮”。因为关中盛产小麦，而陕南盛产水稻。许倬云先生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了两道美食，一个是羊肉泡馍，一个是糯米肉团，大概可以为其代表作了。
陕西，或者说三秦，其地理样貌和生活方式，集合了古代中国的三种生产及生活方式，北方游牧文明、黄河区域农耕文明、长江区域渔耕文明，竟然集中在小小一省之中。纵观中国全境，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省有如此高度的概括力了。
可以说，陕西就是一个“小中国”。
另外，我从小到大还有一个问题，也在陕西得到了答案。从二里头以来的华夏文明的边界，往东南到海，往西到六盘山金沙江一线，往北为长城外的草原边缘，为什么核心中国的部分，关中、川渝、中州、荆楚、江南、燕赵诸地，从来就是一体的呢？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句诗很有研究的必要。益州和金陵的关系是什么呢？四川盆地和江南平原的关系是什么？我简单捋一下这个。在中古时代的中国，若须占领江南，则必须占领四川。若须占领四川，则必须占领汉中。若须占领汉中，则必须占领关中。而关中又雄视山东（崤山以东）诸地。
顺便说下，南京（杭州）政权的命门在长江，守江则必须守淮。江淮之间的大片丘陵地带是南京政权的外围屏障。这种屏障保证北方南下的进攻部队无法渡江。但像王濬这样顺江而下直抵金陵的打法，历史上出现很多次，很难招架。
如果从军事地理上看，从汉中、川渝北攻关中极难，诸葛亮即有六出祁山之败。故而，核心中国的几大区块，关中、川渝、中州、荆楚、江南、燕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其有联动关系，故历史上的王朝不论大小，均以占领关中为军事第一要务，得关中者得天下。
安史之乱之以后，形势丕变。长安政权的命门在潼关，关中没有战略纵深。潼关一失，拿下八百里秦川如探囊取物。安史之乱后，燕赵对关中的威胁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河朔三镇对大唐帝国的财政消耗极大。此时，大唐帝国实际支配的疆域范围大大缩小。此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南移。北方诸民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上的长安时代结束了。
宫崎市定、杉山正明等先生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且是内亚历史、中央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因为在十世纪时，欧亚大陆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武力和统治手段上，已经可以支配南方的农耕及都市文明地带，不论在西亚、东欧还是东亚。他们能够以极少数的人口稳定地统治南方的农民。
而陕西，正是唐以后两种文明冲突的前沿阵地。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示范区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杨家将、呼家将、种家将的故事，其大背景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而汉族政权日益不敌。有宋一代，不论是与西夏还是与金的军事对立，陕西，主要是陕北，成为主要战场。今日的清涧、绥德等陕北诸城，均是北宋时期的兵营，是城堡战术的结果。比如绥德城，系种谔所建，神宗赐名“绥德城”。
秦晖先生总结说，宋元时期的陕西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陕西是宋夏战争、金夏战争的主战场，是宋金战争、金蒙战争的西线主战场，宋蒙战争的前哨战场和宋辽战争的波及地。
长安衰落后，陕西从过去大国的中心地带，变为一个小国的边陲地带。宋金、宋蒙又以秦岭为界的长期对峙，切断了关中与陕南的经济联系。又因为军事原因，陕西的行政管制也最严格。此外，丝路贸易的终止，恶化了陕西的落后。宋不断攻打西夏，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打通丝路，要求西夏纳贡称臣倒是其次。
种种原因，陕西在宋元时期的封闭与落后，与其在盛唐时期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陕西人爱提周秦汉唐，几乎很少人对宋元时期的陕西有深入了解。虽然直至元代才改京兆府为安西路，但从唐末到元的五百年中，京兆一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
不过，正是因为其是军事重地，经济上又落后，所以在宋元时期，陕西往往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因为有重兵在陕，改革是可控制的。而且陕西经济贡献占比较小，试错成本是最低的。
大家熟知的范仲淹，其经略陕西之时，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军事体制。北宋初期以来形成的“实内虚外”的军事制度其实是以互相防范军队哗变为其第一目标的，导致“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可能也是赵氏成事于此，故而特意为之。范改革兵制之后，又改变对夏战略，以“城战”代替“野战”，收效甚佳。
此外还包括屯田、马政、抚羌等事，使得范在陕西颇有政声。新政也为其储备了很多人才。以“横渠四句”流芳后世的张载，求见范仲淹，范说，你不适合打仗，更适合好好念书。指点了一下，后来张载终成大儒，开关学一脉。后来很多人被范带去汴梁，成为庆历新政的推动者。某种程度上，庆历新政滥觞于陕西。
此后，提举陕西坑冶铸钱使范祥，在陕西首先推行盐政改革，实施钞盐制，开放食盐市场，平抑盐价。此处因涉及西夏的食盐走私贸易，展开讲颇为复杂，简单说就是放松了对陕西的盐业专卖管制，增加了陕西盐业的竞争力，缓解了因为军政而入不敷出的陕西财政状况。
顺嘴一说，宫崎市定先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从初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1年里，在中国盐业专卖的大框架下，食盐售价一直为成本价的37倍，没有变化。盐税改革后，从庆历六年到皇祐三年，政府盐税增长50%，边防军需费用则节省80%，拉开了熙宁新政的序幕。
大家熟悉的青苗法最早就是在陕西实施的。早在庆历年间，李参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给农民的小额贷款，即被称为“青苗钱”。后来这一办法直接启发了王安石，青苗法得以出台。在此条令中，明言“依陕西青苗钱例”。
陕西转运副使薛向，在陕八年，试行均输法，民不加赋而岁入更丰。陕西成为当时财政改革的样板地区。薛向因此被王安石召回汴梁，一起制定均输法。薛后来被派出中枢，任六路发运使，全面负责新法的推行。
从唐时开始的财政国家转型，终于在北宋定型，中国历史上的实物税入京制至此转为赋税货币化。日本维新前的年代，各地大名还要把大米运往大阪。可见这一项改革，其意义重大。
熙宁三年，市易法首先在陕西试行。市易法相当于国家设立大型商业展示及交易中心，以国有资本兑成货物，交与市易司进行贸易，最早即设立于陕西秦凤路。熙宁五年，有了陕西的经验后，即向全国推广。《宋史·食货志》记载的18个市易务里，陕西有五个，算是宋代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吧。
熙宁五年，农田水利法首先在陕西试行。大体来说，熙宁新政（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源自陕西，进而推向全国。涵盖兵制、税制、盐制、役制等等。
怎么说呢，陕西就是当时大宋王朝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敢想敢干，敢为人先。要说起来，我觉得作为一个陕西人居然不知道这段历史，真是惭愧。秦晖先生这册书，有相当多的章节写陕西的变法。陕西那个时候，很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其实远不止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程度，比深圳还深。
范仲淹虽然算苏州人，出生在徐州，但其祖籍在陕西邠州。他是带着对陕西的深厚感情来到陕西的，并且以他的努力，并带动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僚，把陕西建设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我以为这应该是陕西人引以为豪的事情。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
很多年后，忽必烈入陕，设京兆宣慰司，以汉法治陕，陕西算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了。忽必烈任用蒙古开明派贵族孛兰以及汉族官僚杨惟中为宣抚使，关中税赋减半，招商开市，劝课农桑，并设立交钞提举司，发行纸币。关中三年实现大治。
关中的稳定，为忽必烈后来的继位奠定基础。游牧民族的冬夏两都制在藩王体制中也有体现。他冬在长安，夏在六盘山，并从此地出征，击垮大理段兴智政权。向西平定吐蕃，向东则进占汝南，直指襄阳、鄂州等荆楚要冲。要不是蒙哥病逝后忽必烈撤兵北返，贾似道是骗不过去的。
忽必烈任用他的亲信廉希宪接替杨惟中到陕，在政治上抑制军队及贵族豪强，在经济上改革田赋制度，屯田垦地，在文化上则大兴儒学，设立儒籍，保护知识分子等。他重整碑林，保护了陕西的文脉及文物。他还允许被南北分隔的家庭可以前往南方探亲（有点像年代台湾人到大陆探亲），风评极佳。
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像中国士人的蒙古官僚，却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他到陕西任宣抚使的那一年，只有23岁，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位少数民族政治家。为什么要提到廉希宪，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下，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哪些民族相处的经验，从而反观我们当下的问题。
长安、洛阳与扬州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对隋炀帝的评价特别高，尤其是关于运河的修建，赋予其重大意义。他用了“运河时代”这个词概括宋以后直至清的历史时段。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精准的观察。如果“运河时代”这个概念是成立的，那么我以为唐以前的历史时段，则宜以“关中时代”而名之。
关中时代就是陕西人说的周秦汉唐时期，就是中国从古代到近古之前的时期（依旧用宫崎市定的分期之说）。从地理上看，长安就是国家的核心。其实，如果我们摊开一幅世界地图，就会发现，长安不仅是中国的中心，其实也是中央欧亚大陆的中心，因为长安通过丝绸之路，连接了内亚诸民族与欧亚大陆的东部包括岛国日本。
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不是没有理由，长安的兴盛历来都是因其具备国际性而非国族性。在陆地交通的时代，不论是汉还是唐，长安到罗马的整个陆路交通都是通畅的。易言之，中国一直就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进程之中，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内部循环。关中时代的关键词，是西域、马匹、贸易、羁縻等等。
唐时京兆府下辖有万年、长安两县，口彩倒是很好。可是，哪里会有万年的长安呢？五代兵起，长安就迅速衰落了。事实上，长安的衰落的远因在隋代就已经出现，此后的年中，长安的再也不曾作为帝国的首都而赢得自身的辉煌。
第一个与长安并称“两京”的城市是洛阳。其实洛阳在中古时代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细说起来也太复杂，中国，点解叫中国？“中”字何解？其实和洛阳关系挺大的。
这个故事很长。唐以前的中国人世界观比较简单——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但中国的中心是哪里呢？谁说了算？传统上认为是《周礼》说了算。周公为什么要建都洛阳？因为洛阳是“地中”——大地的中心。这也不是周公说了算的，周公可是有物理学证据的。
距离洛阳不到公里的登封市告城镇，有一座周公庙，内有周公测影台。夏至日正午，石表北侧之影为一尺五寸，与其基座北边上沿的长度相等。故而这座石表是没有影子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天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州无影”。
太阳照射下没有影子，即意味着此地在地表中心。而且，就历史文献的记载而言，在长安、陇西、青州等地，等高的石表，在夏至日测定的日影长度都比洛阳要长。故而，洛阳是天下的中心。这在汉到唐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洛州无影，不仅是中古时代的神学观，也是政治观。
武周代唐，立洛阳为神都，有两个理由。首先，依据五德终始之说，武周既然宣称自己承继姬周之火德，旗尚赤，那么宗周从周，自然需要在天下之中心洛阳建都。其次，长安作为唐之首都，关中人口剧增，但田地开发与农作物供应已经到达极限，不能满足首都的物资需求。
从初唐开始，每年有大量作为税赋的粮草经运河从扬州运至洛阳，再通过陆路转运到长安，水路和陆路沿途一共设置了四十多个转运仓。水路自然运力充足且费用低廉，但是输送物资到长安的陆路运输，成本实在太高，整体的物流费用相当于物资价值的30%-40%，对唐早期的财政形成巨大压力。而迁都洛阳则完全可以避免这部分必须的政府开支。
中古时代的世界观也都是神神叨叨的，对天命深信不疑。为了证明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后的高屋建瓴与圣断丕铄，一帮人纷纷拍马屁奉上祥瑞。比如，有人用竹子扎了一个大鸟，在上面用糖稀粘上鸟类爱吃的谷类，半天功夫，就变成了一只身上全是小鸟的大鸟，找人做个见证，写奏章进祥瑞，这就是“百鸟朝凤”了。
“洛州无影”因其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也成为祥瑞之一。年年都有官员写奏章说，自从武后登基，洛阳观象台的日影，一年都比一年短啊。正常的长度是一尺五寸，去年一尺四寸三分，今年一尺四寸。这个数据一年比一年小，最短的一年是一尺二寸五分。说明天命所归，河清海晏，四海生平云云。这当然都是胡说八道，但架不住皇上她信这个啊。
其实，洛阳在武周时代的再度崛起，与扬州有关。杨广南征陈朝之后，爱上了扬州，索性建了一个运河。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运河时代”，也因此诞生了中国官僚体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系统，即漕运系统。宋设有发运司，主管漕运，明、清两朝均设有漕运总督。有元一代，大运河被扩建至大都，形成漕运和海运两个运输系统。
此后的中国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大运河改写了。
电影《神都龙王》里洛阳城外遮天蔽日的船帆，不是编剧们的想象，当年的洛阳就是如此。此后，北宋因袭北周，建都于汴梁，正是因为被称为“汴河”的通济渠。这是隋炀帝的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
淳化二年，宋太宗听闻汴河因为大雨决口，亲自视察抗洪救灾现场，并且亲自批示道：“东京甲兵数十万，民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朕安能不顾？”宅京于开封，正是因为运河，也因此，奠定了贯穿北宋的国家基本方略——“国家御戎西北而仰食东南”。长安是西北防线的总指挥部，而开封是国都。这就是长安与开封的关系。
此后宋室南渡之际，许多朝臣建议宅京金陵，据长江天险以抗金。但后来高宗坚持在杭州，点解啊？就是因为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军粮转运方便，经济上较为划算。且相比金陵而言，还多了一道太湖防线。
北宋的三京，西京洛阳、东京汴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均在河南境内，可见北宋的疆域野心并不大，只是“核心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三京在河南，宗庙在东京，帝陵在洛阳，故而收复河南成为南宋王朝一直的头等大事。
我们熟悉的辛弃疾老师，不仅要求还都汴梁，甚至要收复乃至迁都至北方前线的长安。辛弃疾是有“长安情结”的。长安情结是什么？长安情结就是大国情结，帝国情结。他动不动来一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不是没有理由的。顺便提一句，他的《美芹十论》里，对地理与战略的分析相当精彩。
蒙古联手灭金之后，理宗派人三谒洛阳，并下诏要求“据守关河”。理宗时期的“端平入洛”，后来成为蒙古指责南宋“背盟”的口实。
到了蒙元时代，核心中国的经济动脉仍是大运河，只不过放弃了洛阳，截弯取直，一路修到了大都。大都是忽必烈精心营建的宇宙中心和世界首都，大都的交通运输系统基于两条水上路线。
核心中国的部分，以京杭运河为主。而大都与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的连接，除了西北的草原丝路之外，东南则通过白河与天津出海，进而展开泉州、广州的对外贸易（关于蒙元时代大都的世界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待另文讨论）。
天津的崛起，乃至在晚清时代的京津关系，都是靠白河水路连接的。天津在元代有个外号叫“小扬州”，正是因为海运的比重渐大。我们回头看，自五代北周开始，中国的都城营建即以运河为主脉展开。洛阳、汴梁、杭州、北京，这四个城市均是运河的漕运中心，连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
虽然道光年间漕运改为海运，但即便今日之中国，我以为仍未走出“运河时代”，只不过大运河的功能由京沪铁路所代替，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连接模式，中国腹地南北之间的关系，与元明清三朝相比，并无本质区别。
只是，此时此刻，谁还会记得长安呢？
被称为“东方儒宗”的韩国人崔致远，他在写下著名的《檄黄巢书》之后，离开长安回到新罗，并上书当时的真圣女王，促其进行政治改革，尤其是，要重新审视新罗与唐的关系。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长安的衰败。长安作为东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已经在坍塌之中。
甚至，他很可能一叶知秋，敏锐地察觉到这片大陆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长安时代落幕之后，朝鲜半岛随后统一于王氏高丽，开始走出儒家的文明母体。而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后期，藤原道长摄政之后，从中国学来的律令制也逐步瓦解，天皇大权旁落，一直到后来的幕府时代都未恢复。可以说，长安作为政治与文明中心的衰落，也令东亚的格局为之一变。
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复杂而多变，很多事情其间未必有确切的因果关系。但令我喟叹之处是，长安，在还没有到达大唐盛世的时间节点之时，令其衰落的远因即已经种下了。长安的衰落简直就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必须发生的事。
回顾历史，我们为“长安时代”自豪的同时，更应该审视，“长安时代”为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都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热爱历史，难道不应该去检点这些遗产吗？又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遗产呢？